长盈策略 日本吃了“低认知”的亏

对现在的日本人而言，战后的钱也许来得太快了，甚至都没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富起来，就把挣到钱当成了自家的本事。

当然，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离不开日本人的勤奋。但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到日本文化先进、企业制度优越头上，事情就想得太简单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带来的特需，美国为了在亚洲树一面资本主义样板而给予日本的战略支持，还有冷战格局留出的国际空间，都是日本腾飞背后绕不开的外部条件。

换句话说，日本的成功，一半是自己熬出来的，另一半，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并交到它手上的。只是日本人很少回头问一句：当年，让我们是凭什么富起来的？

实际上，早在经济还在往上走的年代，就有日本人给自己敲过警钟。1961年，松下幸之助在《文艺春秋》撰文，题目叫《所得倍增的宿醉》。他说，日本的经济界和社会都被“所得倍增”这几个字给灌醉了，想法变得过于天真；要往筛子里倒水，先得把筛子的眼补上，而补眼的东西，恰恰就是国民的精神。

1963年8月29日，NHK特别节目《与总理大臣对话》，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了一个小时。松下幸之助坐在池田勇人总理大臣对面，开口先说，希望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谈。他提到眼下“衣食足而礼节乱”，让人担忧；人不能只盯着物质的丰足，精神上的教育同样要紧；人才培养，关乎国家的将来。他看到的，是繁荣底下那条看不见的缝。靠特殊时代条件挣来的红利，终究不能当成永久的家产。时代递到手里的东西，早晚有一天，要自己去偿还。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资本主义橱窗的战略价值，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原来那套发展模式没能及时转身，曾经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组织文化和社会规则，也慢慢露出僵化的一面。相对地位往下走，过去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繁荣，就不再那么容易延续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习惯把经济成功解释成自身文化优越的证明。他们相信，是日本人的勤奋、纪律、集体主义，还有那套独特的公司制度，造出了经济奇迹。至于国际政治格局、美国的战略需求、冷战时期那扇特殊的历史窗口，很容易就退到叙事的背景里，成了不被提起的部分。

日本人把时代给的机会，当成自己天生的禀赋；把特定历史条件下走通的经验，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规则。对此，现在回味松下幸之助的警告，是有价值的。因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富起来，就很难想明白自己后来为什么会变穷。一个社会，也是一样。

经济增长一旦停滞，过去的优越感就会失去现实的支撑，人首先该做的应该是回头审视自己的制度和路径。可过去的成功早已被解释成一种不容置疑的民族能力，到了这一步，日本人承认失败就不只是经济上的失利，而是整个自我认知体系跟着动摇。于是，这里的问题就开始被推向了外部。

既然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出问题的就只能是那些不再遵守旧规则的人；既然日本曾经拥有一套完美的经济模式，今天的衰退，就一定是有人破坏了这套模式。外人因此成了最方便的解释对象，也成了最容易被推到前面承担责任的人。目前，日本社会蔓延的排外情绪也许在这套逻辑中能够找到了看似合理的说法。日本之所以变差，不是因为自己的制度需要改变，而是因为外人进来了；日本之所以失去昔日的辉煌，不是因为时代已经变了，而是因为有人搅乱了过去的秩序。

有了如此的认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跟着变得简单了：既然外人是问题的根源，把外人赶出去，日本就能重新变好。无疑，这是少数极右言论的主张。不过，历史不会因为一个国家拒绝反思，就停下脚步。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一个国家曾经辉煌，也不是它后来走向衰退，而是它把过去的成功当成永远正确的证据，又把今天的困境解释成外部世界的过错。

不知道财富从何而来的日本人，也不知道贫困为何降临。更可怕的是，当日本人失去财富的时候，仍然坚信自己从来没有犯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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